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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葦《中國青年報》（2014年10月21日10版）
新疆作家豐收作為新疆屯墾戍邊第二代，有一種強烈的兵團情結和邊地意識，三十餘年來，他持續書寫兵團，將這一“群落”獨有的生存風貌和人文景觀，真實而豐富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60周年，豐收奉獻了一部寫兵團的長篇紀實作品《西長城——新疆兵團一甲子》。
《西長城》以“屯墾天山下”、“酒與水”、“家國女人”、“西部的浪漫”、“西長城”、“年輕的城”為基本架構，以28個章節為構件。《西長城》的寫作，涵蓋了兵團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宏觀的、全景式的。而支撐這一“宏觀大廈”的，是分佈在各個章節中的具體而微：事件、場景、記憶、人物、命運等。
《西長城》寫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上百個，他們只是兵團250萬人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們的故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資料收集、實地調查、採訪等方面，足見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豐收似乎抱著一個信念：儘量多地寫出一個個快被埋沒的人物，儘量客觀、具體、真實，才能為今人和後人留下記憶。在他那裡，寫作幾乎變成一次緊迫的“搶救性”工作。
書中提及的人物，上至將軍下至戰士、農工、盲流。既寫到兵團創始人王震、陶峙岳、張仲瀚這樣的“大人物”，寫他們的“桃園三結義”，寫他們的殊途同歸、志同道合，以及開發新疆、建設新疆的氣度與魄力，同時也書寫兵團“小人物”，以及他們作為西部拓荒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西長城》中，“小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他們的故事令人難以忘懷。我們記住了一天開荒三畝三的坎土曼大王方喜成，記住了用一公斤糧票找到老婆的理髮師小麻子，記住了直到退休還是大田工人的陳淑惠，記住了30年只回過一次老家、臨終時因愧疚於母親而哭泣的棉花專家陳順禮，記住了在阿勒泰和海南之間像候鳥一樣遷徙的育種夫婦韓新城和尚君華，記住了在博爾塔拉草原冬窩子建立第一所小學的顧薇君，記住了“一個人的哨所”里的馬軍武，記住了中蘇冷戰中第一位為國捐軀的中國女性孫龍珍，記住了為石河子建城兢兢業業的湖南泥水工周益貴和他的8個弟子……這樣的“小人物”，在書中不勝枚舉。
豐收用平等的目光對待這些人物，體現了對個體生命的尊重，以及重述歷史、複活細節的出色能力。他深入挖掘被時間和歷史遮蔽了的“小人物”們的故事，為他們樹碑、立傳、去蔽，從而使《西長城》這部包含眾多“小人物”的“個人史”的深沉意味。
《西長城》也體現了豐收對“荒原”的深刻體驗和認知，他的“兵團情結”脫胎於“荒原情結”，他在書中寫道：“這一切都和母親緊緊相連——雪地里母親拉沙運肥，棉田裡母親春種秋收，母親領著我們去戈壁打梭梭柴，去沙棗樹林打黃豆粒一樣大小的沙棗蛋蛋充饑……”同時，他也思考著這些女性的命運，思考著社會文明因犧牲而有的推進。
毫無疑問，豐收是敏銳地發覺了這種“犧牲”的，不是一個母親的“犧牲”，而是眾多母親們的“犧牲”。“書寫他人”，則意味著視野里要有更多的母親。“母性的荒原”，既是“犧牲”的同義詞，又是“犧牲”的見證人。兵團偉業的創始和推進，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個體生命的“犧牲”之上的，這是個體融入群體的自覺，也是群體消弭個體的必然；是戰爭年代里延續沿襲下來的人民戰爭意識，一直沿襲到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豐收並不迴避早期拓荒者異常艱辛的一面，他寫勞累、貧困、饑餓、死亡的片斷，是書中最為打動我的地方，堪稱悲愴和慘烈。這是現實超越想象、紀實勝於虛構後的“情景再現”，能真切地聽到、看到和感受到人在荒原的掙扎與求生、嗚咽與呼告。就如王震曾說：“我們進行的千秋大業，要付出比戰爭更大的堅韌。”
“以小見大、以小寫大”，《西長城》也寫到許多大事件、大場景，譬如新疆和平起義、數千人拉爬犁運石頭修和平渠、百萬盲流走西口討活命、湘女出塞、1962年邊民外逃事件、中印戰爭、石河子建城、喀喇昆侖山公路的修築等，氣勢恢弘，筆力雄健，極具震撼力，具有“史詩品格”。
屯墾興則西域興，屯墾廢則西域亂，這是人們從漢唐以來西域屯墾史中得出的一個真知灼見。今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已肩負起“真正成為安邊固疆的穩定器”。從豐收個人來說，通過《西長城》的寫作，其早年的“荒原情結”已轉化為今天的“兵團精神”：“正因為魂有所托的人生信仰，正因為心有所系的人生追求，這支部隊才有堅如磐石的凝聚力，激情無限的創造力。”《西長城》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和現實意義，也為中國屯墾史研究乃至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考察提供了一個厚重而可靠的文本。 （原標題：《西長城》：為新疆兵團的小人物樹碑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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